作者：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17日第572期 点击数： 290 更新时间：2014年03月17日

不久前，有学者在网上发表《延安窑洞中的特权——读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之一》（以下简称《特权》）一文，被广为转载。这是一篇歪曲共产党革命历史，抹黑圣地延安形象的历史虚无主义之作，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进行有力反驳。

 

学界普遍认为，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表现之一是“党史诟病论”，即用某些片面的材料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或掩盖党史的主流和本质，否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并最终否定党领导地位的必然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可以说，《特权》一文是历史虚无主义在这方面的又一代表作。

 

首先，从总的研究方法上讲，《特权》作者仅用延安时期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中的一两个人的看法和记述，去解读和反映全部历史，这是一种非科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个体性叙事强调对个案的展示，并习惯用个体来演绎全部，这很容易产生以偏概全、以点代面的问题。

 

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是非常庞大的，他们奔赴延安的个人背景和动机又很复杂。不能否认当年确实有像王实味、萧军这样的文人，带着完美的理想主义心境奔赴延安，遇到一些不如意的现实，就产生某些看法、情绪，甚至牢骚。但是这样的人毕竟是当时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更何况王、萧二人当年在延安就是知识分子中的“另类”！所以，我们为什么只把眼睛和研究视野放在少数特殊人物身上，而不去关注和研究他们中的大多数和整个群体呢？退一步说，要研究个体，我们也不能只知道“内心一直在挣扎，渴望离开”的萧军，还要知道1939年离开延安，1940年又返回，一住就是六年的陈学昭；不仅要研究写《野百合花》的王实味，还要研究写《三八节有感》的丁玲，还有艾青、何其芳、舒群、塞克、柯仲平、冼星海，等等。显然，《特权》作者研究历史的方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要求的客观性和整体性原则，不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历史，全面和系统地掌握历史的相关信息，而是根据自己的好恶和需要选取和使用史料，研究和解读历史。

 

其次，从具体论点来看，《特权》作者仅以萧军日记中一些似是而非和道听途说的现象为论据，就认为延安时期存在不平等和领导者的特权，这样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是用片面的、割裂的态度，对待历史中的某些细节，而不是把这些细节放入整个历史的宏观发展当中去考察，不是在历史活动的总和和全貌中找到历史的主要方面，并以此来区分主流和支流。

 

延安时期的陕北社会经济非常落后，加之又是特殊的战争环境，共产党和边区政府不得不实行供给制，但是供给制又不能变成绝对平均主义，所以只能根据革命事业需要和实际可能，实行有差别、分等次的生活必需品供应制度。这种制度在实行过程中难免出现萧军等看不惯的事情（笔者要指出的是，萧日记中所记述的现象未必全是事实，有很多道听途说的成分），即便如此，这也只是极个别的现象。笔者查阅的有关陕甘宁的史书和资料，可以说明历史的全貌和真实有别于此。当时的供给制主要在机关、部队、学校及一些事业单位实行，供给的项目包括办公费、伙食费、津贴费、粮食、被服及其他费用。边区政府根据当时各种组织成员条件的不同，订出了各种不同的供给及分配的条例、规定和办法。从伙食费标准看，当时确实有大灶、中灶和小灶之分，但绝对不是只有党的领导人及其家属子女可以吃小灶，政府规定残废军人、保育院与托儿所儿童及政府批准的文化技术人员均按照小灶标准发给。在津贴和其他生活用品的供应上也有差别，但绝对不是党政部门和机关工作人员最高，有关文件规定对国际友人、非中共人士、文化技术知识分子和老、弱、妇、孺、病员等供给予以优待。对此，有不少当年在延安生活过的中外人士都有相同的回忆。徐懋庸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说：“红军出身的各级领导干部，一般每月的津贴费，最高不过4—5元，而对一部分外来的知识分子，当教员或主任教员的，如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和我这样的人，津贴费每月10元。1938—1939年间，延安的物价很便宜，猪肉每斤只值二角，鸡蛋一角钱可买十来个，所以，这10元津贴费，是很受用的。”

 

可见，要说延安时期有特权，应该说是知识分子和文人有特权才对。那么作为文人的萧军等又为什么会有不满和抱怨呢？学者朱鸿召在《延安文人》中有精彩的分析：“应当说引起文人们关注的并不单纯是供给制本身的等级与差别，而更多的是供给制带来人们精神心理上的褊狭与势利，这便带来了延安文人的两难：一方面他们受惠于生活供给制，一方面又被人理解为他们反对供给制的等级与差别，要求绝对平均主义。”

 

最后，从研究目的来说，《特权》一文表面上是歪曲延安历史，抹黑圣地形象，实质上是否定革命，进而否定今天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正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所在。《特权》一文不但公开恶毒地攻击和否定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认为“革命并不一定消除这样的不平等，也可能加剧这样的不平等。依靠革命并不能限制特权，不能从制度设计上加以解决，革命只是权力更迭的手段，而无法达成革命许诺的一切美好目标。多少青年的热血因此被榨干，多少青年的理想因此被出卖，革命成为个别人及其子孙占有并享用最多社会资源的途径”。而且还特别强调，“毫无疑问，今日之现实与延安窑洞之间是一条直通车道，没有任何的障碍”，一语道出了作者写此文的真实目的。在他看来，我们今天的国家政权是共产党延安时期的革命造就的，这个革命也只是王朝更迭，而王朝更迭是不可以解决公平、公正问题的，“最终特权还是特权，等级依然等级，在古老的土地上，平等、公正这些名词始终停留在字面上，无法为我们日常生活所拥有……享有特权和没有机会得到特权的大多数人，在价值观上是同构的，都是在这个染缸中泡大的，底色在很大程度上已变得一致”。按照《特权》作者这样的看法和逻辑，今天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也就失去了合理性和必要性。所以，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深刻揭示《特权》一文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和要害，用事实告诉人们，什么才是历史的真相，什么才是真正的现实。

 

（作者系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附上《延安窑洞中的特权——读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之一》一文，方便读者比照。

 

延安窑洞中的特权——读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之一

 

傅国涌

 

王实味在延安发表杂文《野百合花》，批评共产党治下的“革命圣地”——“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而惹祸上身。当时延安的等级制其实不是什么秘密，那些为追求平等、公正理想而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用不了多久都会经历理想幻灭的过程，只是多数人不会像他那样公开直言，更多的人是私下抱怨，萧军日记中记录了大量耳闻目睹的事实，他也是牢骚满腹。之所以他会拍案而起，为他并不认识的王实味说几句公道话，根本原因还是他们有许多同感，对延安的等级制、特权现象一样有诸多不满。

 

萧军在延安多年，内心一直在挣扎，渴望离开，一次次又没有走成，拖到抗战结束。早在1941年5月12日，他就说“自从到延安以来，一直是被不愉快追袭着”，“我怕这里的：医院、传达室、戏院、饭馆……这表现着官僚、凌乱、卑俗、无教养……啊！丑恶到这里来集合了！”这些地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特权在那里或隐或现，一个有个性、有棱角、自视甚高的作家，当然很不习惯这样的环境。次日下午看到江青，又引发了他内心的这种不平，“遇见毛泽东的老婆骑在马上，跑着去高级干部休养所去了。这里连个作家休养所也没有，无论哪里的特权者，总是选择最好的肉给自己吃的。”因妻子分娩，当年6月24日他在医院听到了很多丑恶的事情：

 

“①李伯钊自带小鬼，每天做饭五次，罐头、牛乳、鸡蛋、香肠等应有尽有，馒头也是白的。②据小鬼说，杨尚昆买鸡蛋总是成筐的，每天造成以牛乳，鸡蛋，饼干代早餐。③毛泽东女人生产时，不独自带看护，而且门前有持枪卫兵。产后大宴宾客。去看病人时，总是坐汽车一直开进去，并不按时间。④一个法院的院长女人住单间，彭家伦女人生产也住单间。⑤各总务人员总是吃香烟，买二十几元钱一斤的鱼，各种蔬菜由外面西安等地带来……。虽然他们的津贴各种是四元或五元。我懂得了，这卑污地存在原来到处一样，我知道中国革命的路还是遥远的。……”

 

在物质极为匮乏的延安，革命阵营大大小小掌握着权力的人和他们的家属，他们的享受也是有限的，一句“馒头也是白的”可见一斑，但他们在物质上的供应远比普通革命者充足。这种不平等一直在悄悄蔓延，并成为私下的谈资。王实味杂文中的概括实际上引发了延安许多人的内心共鸣，也因此遭到严厉压制和打击。萧军看见延安的不平等，想到天下乌鸦一般黑，认为“中国革命的路还是遥远的”，他不曾想到的是，革命并不一定消除这样的不平等，也可能加剧这样的不平等。依靠革命并不能限制特权，不能从制度设计上加以解决，革命只是权力更迭的手段，而无法达成革命许诺的一切美好目标。多少青年的热血因此被榨干，多少青年的理想因此被出卖，革命成为个别人及其子孙占有并享用最多社会资源的途径。

 

只是萧军1941年2月16日所断言的“文化人如今是纷纷而来，将来一定要纷纷而去”，并没有发生。大多数文化人屈服了（连王实味最终也屈服了），甚至完全融入这个“革命”的大染缸中，成为这个“革命”的一部分，即使遭遇了严酷无情的迫害也无法认清这场革命的真实面目，像司马璐这样选择离开的少之又少。反而，他们甚至认为“光明越大，黑暗越显，它将过去的”。

 

萧军书生意气，始终看不惯阴暗丑恶的现象，乃至到了东北，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夜被出局，也是自然而然的了。这一点他似乎也有自知之明，1941年7月31日他在河中洗澡时想要离开延安，“我对于这里不再存有着什么流连和幻想，我是将永远不为既成的势力所容忍的——无论国民党，共产党——我也决定一生和这些庸俗的东西们战斗着。”

 

悠远的中国文明史中没有产生像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及基础》这样的著作，对此进入深刻的思考，更没有产生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就政府体制的相互制衡等问题作严肃而认真的论证。对于人性中的幽暗以及权力必然带来的恶缺乏清醒的洞察，总以为王朝更迭可以解决问题，结果充其量只能在揪贪官、反腐败上做做文章，对于这样循环演出的戏码，公众也往往乐此不疲，千百年来似乎百看不厌，最终特权还是特权，等级依然等级，在古老的土地上，平等、公正这些名词始终停留在字面上，无法为我们日常生活所拥有，一代又一代人都在苦闷和无望中死去，特权的享受者也照样没有得到真正人的尊严。享有特权和没有机会得到特权的大多数人，在价值观上是同构的，都是在这个染缸中泡大的，底色在很大程度上已变得一致。这是千百年来的制度累积造成的，或者说是政府的性质决定的。18世纪卢梭在《忏悔录》中的那一句真是可以力敌千钧：“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

 

萧军自称“真正的普罗米修斯”，很遗憾，他没有盗到真正的“天火”。不过有一点他的自我评判是准确的：“装点和取悦这全不是我的长处，我爱悲剧，这才是人来最崇高的感情表现，它可以提高人，净化人。”他一生的道路比他的作品具有更动人的力量，那才是真正的悲剧作品，他虽然成为中共的同路人，选择了延安，一度是毛泽东的座上客，对毛也颇有好感，却没有选择“装点和取悦”。他在1940年代的延安看到了种种不平等，对革命中的特权有深深的反感，不仅记在自己的日记当中，也表现在公开的言行上，包括决绝到乡下种地。但他依然无法挣脱那张革命之网，不可挽回地成为大时代的牺牲者，他所厌恶的那些特权随着时间，越发在这片大地上森林般地生长起来。文坛上已然缺乏敢于直言的作家，各个领域被动的顺从者远多于独立的清醒者，更不要说批判者，而反抗者的命运则是牢狱。毫无疑问，今日之现实与延安窑洞之间是一条直通车道，没有任何的障碍。面对这样的时代演变，这个人口超大的民族眼看着无法抗拒而深感无力。老实说，我们还处在启蒙阶段，多数国人远不明白人类文明中早已成为常识的那些思想、观念、价值，对自身的处境和命运，对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未来都缺少真实的认知，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十分匮乏，没有办法辨识那些由掌权者过滤后提供的信息，说到底，不是生活在真实中，而是一直生活在谎言和欺骗的捆绑中。虽然，在教育、新闻被权力高度垄断的情况下，要大面积走出这种蒙昧状态十分艰难，但在网络无远弗届的时代，缝隙依然存在，只要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如此行，并日复一日的去行，窗越开越多，乃至门慢慢打开，一切也就皆有可能了。

 

2014年1月10日